2018年,华为在全球卖出超过2亿部手机,出货量稳居全球第三,但少为人知的是,在2002年之前的好几年里,华为坚决不做手机。在一篇回忆文章里,记录了这样一个细节: “在一次无线产品线讨论会上,一位员工表示,华为应该尽快立项3G手机,否则会失去巨大的市场机会。任老板一听,拍桌子说:华为公司不做手机这个事,已早有定论,谁又在胡说八道!谁再胡说,谁下岗!” 华为“不做手机”的执念,来自于当时全情投入的3G事业和小灵通的碰撞,这与华为“设备供应商”的自我定位一脉相承。 但是在2002年底,小灵通在中国遍地开花,技术门槛低、成本低,老对手中兴凭借小灵通迅速逼近华为,华为的3G系统却销量惨淡。为了带动3G设备销量,任正非终于同意立项做手机。 十几年后,任正非回忆道:“当年为了一个小灵通,一个TD,差点把我的命都给搞掉了,为什么?8年啊,看到人家小灵通轰轰烈烈,大家写报告,说3个月就能做出来,做不做?” 让任正非顶着压力、纠结8年的小灵通,是一种横跨移动电话和固定电话的灰色设备。而孵化出小灵通的公司,叫UT斯达康(UTstarcom)。当时,诺基亚、摩托罗拉等外资品牌占据GSM技术高地,基站建设成本高,移动资费居高不下。UT斯达康则联手中国电信,率先推出小灵通,以不到一半的资费标准,令移动通信迅速普及,为之后的智能手机大潮铺平了道路。 如今,小灵通已然成为过去,但这个一手捧红小灵通的公司,却不该被忘记。 风流总被、雨打风吹去 1961年,叶永烈写出《小灵通漫游未来》。叶先生没想到,这篇童话般的科幻小说,三十几年后竟会有公司找上门来,请求授权。他不以为意,把“小灵通”的名字免费授权了出去。不久之后,小灵通成了一个用户多达9300多万人的大业务。衍生品完全盖住了原生角色的名气,这也称得上是中国式IP的另类玩法了。 把小灵通玩得这么溜的人,是一位传奇海归,叫吴鹰。 1985年,原本在北京工业大学安稳教书的吴鹰,揣着30美元去了美国留学。据说,促使他走出“舒适圈”的原因有二:其一,他从事的是计算机开发研究,接触到国际上的先进技术之后,便想出国深造;其二,他的女朋友在美国留学,他想追过去。 吴鹰在美国半工半读,拿到新泽西州理工学院硕士学位,进入蜚声中外的贝尔实验室。在那里,吴鹰立下了人生的第一个小目标:“想拥有一家上万人的高科技公司。”为此,他成立了Starcom公司,决定回国发展。随后吴鹰碰上了同为留学生的陆弘亮,陆弘亮也有一家类似的公司Unitech。二人一拍即合,公司也就合并为UT斯达康。 UT斯达康成立的这一年,是日本经济的巅峰时期,人均GDP高达4.35万美元,位居世界第三,是美国的1.7倍。拿着大幅升值的日元,日本软件银行总裁孙正义只用了30分钟,就决定给UT斯达康这个仅20人的小公司投资3000万美元。 得到这笔投资后,UT斯达康紧盯国内通信市场,却处在外商和国企的层层包围下,只能不咸不淡地做着传输设备。 当时中国电信固定电话和移动业务分拆势在必行,固定电话装机费昂贵,增长缓慢,移动电话却占有先天技术优势,方兴未艾。 中国电信急得上火,浙江余杭市电信局局长徐福新为此去日本考察,发现了被称为“穷人的蜂窝”的PHS技术,认定其在中国大有前景。回国后,徐福新接连接触了爱立信、中兴、华为等各式公司,外商一心冲击3G技术,看不上PHS技术,国企保守,不敢踏出第一步,民企十分动心,权衡再三却还是选择在旁观望。 只有UT斯达康不请自来,买断该技术,斥资数千万元,孤注一掷发展这项业务。事后很多人评价这一决定,都认为是“赌徒心态”在主导,然而对于这家空有资金却找不到机会的公司来说,PHS技术就是当时最好的突围武器。 只有输了,“赌徒”才是个贬义词 UT斯达康在中国市场徘徊已久,当然很清楚,中国电信没有移动牌照,又不想放弃在移动市场分一杯羹,PHS技术一定会被其大力推广。因为PHS技术并不高深,说穿了,就是加强升级版的无绳电话,利用微蜂窝基站,将无线市话手机接入本地固定通话网,建设成本低,资费也就低,很容易与中国移动拉开价格差距。 果然,在UT斯达康和中国电信心照不宣的合作下,PHS化名“小灵通”,星火燎原般在中国市场铺开。在UT斯达康的帮助下,中国电信赶在移动通信列车真正高速运行之前,登上了末班车。 UT斯达康也借力中国电信,成功在纳斯达克上市,当天就创下278%的涨幅,为软银赢回了一百多倍的投资回报。吴鹰因此得名“小灵通之父”。 2002年8月,小灵通在200多个中小城市开通,用户超过600万。 2004年,小灵通攻克北京、上海,实现全国开通,用户超过4700万。 2006年10月,小灵通用户数量达到历史顶峰9341万,占据全国移动电话用户总数的四分之一,当初犹豫不肯上车的企业,也纷纷掉转头来,在中国电信和中国联通底下分一杯羹。 然而在光鲜的数字背后,UT斯达康早已体验到和当年的中国电信一样的窘境:在移动手机的挤压下,小灵通的增长率越来越低,3G技术即将成熟,小灵通却看不到迭代升级的前景,一旦中国电信拿到移动通信牌照,小灵通随时都将成为弃子。 为此,UT斯达康早早开始打造备胎,在小灵通大获成功后,就将目光投向了3G。2003年、2004年两年间,UT斯达康通过4次总价十几亿的大收购,构建了一条从CDMA数据传输设备、客户资源、基站技术、核心交换技术到手机终端业务的完整产品链。 当时,世界主流的3G通信标准有三种,第一种是WCDMA,欧盟力推,虽然昂贵但应用范围最广;第二种是CDMA2000,美国主导;第三种是TD-SCDMA,中国从欧洲手中接过来改进的。 UT斯达康所选择的是欧盟通用的WCDMA标准。在高层的打算中,中国市场大有可为,产业链完整的WCDMA会无缝衔接,成为下一个小灵通,因此对于当时整个公司三分之一以上的盈利来自于小灵通的局面,他们并没急着改变。 但UT斯达康乃至全国通信商和运营商都没料到的是,中国的3G牌照会如此“难产”。 在3G许可出炉前的阵痛期,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不断新建基站扩大信号范围和强度,又利用合约机的形式,降低入网标准和套餐费用,小灵通信号差的痛点饱受非议,国内用户不断流失。 与此同时,UT斯达康投入在3G产业线上的投入超过了小灵通业务累计收益,研发费用骤升,财报一度很是难堪,甚至因为无故延迟披露,收到了摘牌警告。 “拿着小灵通,站在风雨中。左手换右手,还是打不通。” 2006年底,在盈利的重压下,UT斯达康宣布退出没有竞争力的CDMA研发,专注于小灵通和IPTV。 这是UT斯达康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次转型,重点在于深挖PHS技术,解决基站信号弱的问题,同时开发软件,让小灵通支持互联网模式,添加增值服务。在小灵通之外,UT斯达康把重点放在了IPTV,也就是互联网基础上的交互电视。 不得不承认,UT斯达康的嗅觉非常敏锐,在3G真正来临之前,它布好了全产业链,在手机互联网和流媒体时代到来之前,它又意识到了互联网增值服务。 然而时运不济,坚持不住的UT斯达康卖掉3G部门,重新投入小灵通时,却碰上谷歌收购安卓、苹果发布AppStore,手机的生态系统完全改变了。 友商如中兴,已经开始收缩3G规模,悄然投入到智能手机开发中;如华为,已经避开国内难产的3G牌照,拿着占全球10%以上的LTE专利,开拓海外市场。 2008年,运营商巨头再次洗牌,中国电信终于获得移动通信牌照,迫不及待买来CDMA部门。次年,一则通知下达,要求小灵通所使用的1900-1920MHz频段在2011年底前完成所有无线接入系统的清频退网工作,以确保不对TD-SCDMA系统产生有害干扰。 3G的黎明来了,UT斯达康的3G部门却永远留在了黑暗中,小灵通成为弃子,寄以重望的IPTV又因为处于工信部和广电总局的交叉管理环节,推行缓慢。UT斯达康进入了它的至暗时刻。 因为UT斯达康和小灵通,中国电信和中国移动再次站到了3G的同一起跑线上,但当UT斯达康陷入困境时,忙于抢占先机的运营商,无暇再给它什么优待,在IPTV上孤注一掷的UT斯达康,只好选择与广电总局合作,渐渐隐在幕后,专注推广IPTV业务。 2014年10月1日,所有小灵通基站均被关闭,风靡十余年的小灵通彻底消失,UT斯达康也彻底成为了一家主营宽带业务和媒体运营服务的公司。时至今日,UT斯达康的每股单价不足4美元,不到巅峰时期的十分之一。 从创立到上市,UT斯达康只用了5年时间,从绩优股到归于平淡,也只用了5年。小灵通是UT斯达康绕不过去的巅峰,但从一开始,精于技术的UT斯达康高层们就知道,这个巅峰的地基并不稳固,只能作为过渡的桥梁。 UT斯达康不是没有忧患意识,而是太过忧患,乱了阵脚。从3G的口号喊起来,到第二只靴子真正落地,所耗费的时间远远超出UT斯达康的预料。 UT斯达康过早投入了资金积累,当投资人盈利的重担压下时,决策者又没能扛住,慌乱抛售3G资产,进入IPTV市场,错过了和中兴、华为等友商一起进军智能手机的机会,最后只好无奈转型,专注幕后服务。 时至今日,3G即将迭代为5G,中国电信、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仍然在你追我赶,但当年游走于三巨头之间的通信公司们,有的元气大伤,有的改头换面,有的却已做成了全产业链,敢于杠上一个国家。 没有一个公司是永生的,但当寒冬到来,不得不咬牙硬挺时,不妨回过头去看看其它公司的过去。在历史和现实的交错中,你能看到多远的过去,就能看到多远的未来。 |